大明国师 第656节

    你说能不能打，既然能跟朱棣作对好几年，那肯定是能打的，但跟这些靖难勋贵一样，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。

    可如今的盛庸，也只能是在兵少将寡的大同镇老老实实地蹲着，想要发挥一点，那就只能靠自己积极表现了。

    “今谈边事者皆日：吾兵不多，食不足，将帅不得其人。臣以为，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，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，若能按籍征求清查影占，随宜募补，着实训练，何患无兵？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，何患无财？悬重赏以劝有功，宽文法以伸将权，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，又何患于无将？臣之所患，独患无奋励激发之志，因循怠玩，姑务偷安，则虽有兵食良将，亦恐不能有为耳。”

    话都是套话，但翻译过来，便是盛庸觉得虽然客观条件确实不太行，但作为边将，他认为只要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，事情还是大有可为的。

    但这话就看怎么理解，既可以理解成盛庸勇于任事、主动求战，也可以理解为盛庸觉得大同镇虽然可以整顿，可底子终究还是太差。

    最关键的就是那句“臣之所患，独患无奋励激发之志”了。

    “你们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    工部右侍郎金忠只是笑道：“怕是盛庸、平安等将听闻骤然改制为九边，心头惴惴，故而上书试问吧。”

    金忠这人出生名门望族，可惜早年家道中落，尝尽了世态炎凉，而其人自小博览史籍，熟读兵法，从燕王府看门的大头兵一路做到二号谋士，胸中韬略自然是不凡的，若是“黑衣宰相”姚广孝能称个“小诸葛”，那金忠其人随燕军南征北战，赞理军务，运筹帷幄，也可以称个“小法正”了。

    “金幼孜。”

    朱棣扶着腰唤道。

    “臣在。”在一旁默不出声的金幼孜躬身应道。

    “国不乏良将而乏忠勋，苟有拳拳之心，当竭力以奋，自彰于日月也就这么回复历城侯。”

    见姜星火和蹇义来了，朱棣示意他们先等会儿。

    围绕着堪舆图和沙盘，几人又做了好些功课，姜星火在旁边看了看，军事上他是半吊子，百人战术级别有经验，整个战略层面也能吹一吹，但要是像他们这样详细地谋划整个战役，那肯定是不太行的，没办法，没干过这种高级参谋的工作。

    朱棣等人在认真研究在经营三大营整编好以后，干脆利落地拿下秦、晋两藩。

    只要能达成这个目的，再加上安南现在已经在撤军，那么大明在整个国内和南线，就基本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压力可言了.海外的郑和舰队另算。

    显然，大明的军事重心，正在逐渐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往北线偏移，整个帝国的军事资源，无论是人力、物力还是其他的什么，都在往北线倾斜，这是下一步的大战略方向，谁都动摇不了。

    “伱们两个先回去吧，荣国公留下。”

    当金忠和金幼孜都收拾好离开以后，朱棣掩上了地图，看向姜星火和蹇义。

    这几天高强度过堂的京察，显然给他俩也折磨的不轻。

    “结果都出来了？”

    “出来了。”

    蹇义瞥了一眼姜星火，说道：“按国师的意思，从严从重，八法之下，哀鸿片野。”

    这里蹇义说的“八法之下，哀鸿片野”，指的是京察的八个不合格标准，也就是“贪、酷、无为、不谨、年老、有疾、浮躁、才弱”，不合格的处理办法就是革职、降级、调职、勒令致仕。

    而如果说一年一次的考成法还比较“温柔”，更注重怎么激励鞭策官员的话，好几年才来一次的京察，那就是暴风骤雨般的重点打击了，而且京察跟考成法还不是一个逻辑，两者也不冲突，至少在永乐元年开始、二年结束的这次京察，基本上是跟考成法同步的，只不过略有出入的是，考成法合格的人，京察还真不一定合格，因为考成法只考核工作业绩，京察还考核道德操守和年龄。

    但朱棣对于蹇义带着略微不满的暗示完全无动于衷，甚至看著名单，还有些喜笑颜开。

    “好死！”

    朱棣心里暗叫一声。

    把这些混吃等死的废物都罢黜出各部、寺，朱棣才叫看着清爽，尤其是一些平常就跟他摆老资历的，这次姜星火更是如他所愿，按照京察的祖制，年老而无能者，统统勒令致仕。

    姜星火慢慢悠悠地从怀中掏出一份奏折，当众递给了朱棣。

    按规矩来说，这当然是不符合流程的，怎么也得走通政司或者走内阁。

    但现在姜星火自己就管着内阁，内阁几个摆烂小子不干事，姜星火一个人干一样好好的，所以就说这奏折自己写的然后交给自己转交，好像在流程上也没什么问题。

    “国师自己念吧。”

    朱棣懒得看，干脆叫姜星火自己念出来。

    姜星火慢悠悠地念道：“臣以为今日大明之时势，非外之诸边不靖，实内之吏治不修也，经京察一事，方觉吏治不修，此乃天下大患.诸边不靖，非不可以攘也；财货不充，非不可以振也。然庙堂吏治败坏，如之奈何耳？庸者碌者，上下流毒。”

    “彼者，此之鉴，彼为之而不禁，则此得据之以为辞；前者，后之因，前行而无疑，则后即袭之以为例。”

    “及其耳目纯熟，上下相安，则反以为理所当然，虽辩说无以喻其意，虽刑禁无以挽其靡，有难于卒变者矣。”

    “积弊已深，非雷霆之下不足以肃清；陋规渐循，非整顿朝野不足以矫正。”

    蹇义闻言，一时愕然。

    “国师觉得京察这么大规模的整顿，还不够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够。”

    姜星火正色道：“当然不够！”

    “姜某以为，如今这大明，就如一个身患肺结核的年轻人，几剂猛药下去，虽然看起来有所好转，可还是气血两亏，气便是风气、血便是经济，血可以自己缓缓造，终归会充盈起来，可这气若是不通，纵然血不亏了，还是处处堵塞什么是风气？便是官宦场上的这些歪风邪气，这些歪风邪气历经洪武朝三十余年积累，已然是根深蒂固，成了从上到下都公认、默认的事情，光靠一次京察，就像是人喝一副汤药，下肚了，洗涤了，可就真能马上把堵在五脏六腑里的邪气冲干净吗？自然是不能的！”

    “可实际上，无论是边事还是经济，归根结底都是要人去执行的，人的风气出了问题，做什么都是歪的，所以决不能浑浑噩噩，一起沉沦。”

    姜星火掷地有声道：“积重难返而当返，难于卒变而应变！”

    蹇义不敢苟同，但他也不能不让姜星火说话，对此只能不置可否。

    在这些老成持国的大臣看来，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是危险的，任何制度既然存在都是有其合理性的，而试错对于整个体制来说，意味着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所以最好的改变就是不改变，最好的制度就是现在的制度。

    可变法一旦开始，就如同水坝开始开闸放水，一开始或许还是涓涓细流，到了后来便是无可阻挡的惊涛骇浪，如何是一块石头、一滩烂泥所能阻碍的？纵然是另一道大坝，怕是也会被拍成碎末。

    蹇义所担忧的，也正是这些。

    如果考成法不够、京察不够，那么接下来就会扩大化，造成更多的官员被卷入其中，很容易就会扩大化成洪武四大案那种规模的庙堂事件，到了那时候，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    历经过这些事情的蹇义很明白，扩大化的结果就是攀咬，继而人人自危，君不见洪武四大案，哪一案不是杀的人头滚滚、血流成河？

    但朱棣不在乎这些。

    在朱棣看来，这些建文朝遗留下来的官员，隔一个宰一个，剩下的肯定也有不少说过他坏话，视他为弒君篡位的逆贼的。

    而且姜星火如果打算继续借着京察的尾巴来革新吏治，那么对于朱棣来说也是好事，杀一杀这些洪武-建文旧臣，再换上来一些自己人，又不用自己出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    “那国师以为，经过这番京察，发现庙堂上的风气积弊是什么呢？”

    “人有痼疾，医生要望闻问切找出病因，才能以砭石医之，转赢弱为健硕，庙堂有疾病，自然也是这个道理，姜某看来，吏治不行的风气，主要在于八弊。”

    “其一，执法不公。”

    “自通变之说兴，而转移之计得，欲有所为，则游意于法之外，而得倚法以为奸，欲有所避，则匿情于法之内，而反借法以求解。爱之者，罪虽大，而强为之一辞；恶之者，罪虽微而深探其意。讵为张汤轻重其心，实有州犁高下之手。”

    “其二，贪赃枉法。”

    “名节者，士君子所以自立，而不可一日坏者也。自苞苴之效彰，而廉隅之道丧。名之所在，则阳用其名而阴违其实，甚则名与实兼违；利之所在，则阴用其实而阳违其名，甚则实与名兼用之。进身者以贿为礼，鬻官者以货准才。”

    “其三，繁文缛节其四，嫁祸争妒.其五，推诿误事.其六，党伐掣肘.其七，因循塞责.其八，浮言议论。议论多则成功少，而乃彼之所是，此之所谓非也。甲之所否，乙之所谓可也。事应立，而忽夺其成；谋未施，而已泄其计。苍黄翻覆，丛杂纷纭，谈者各饰其非，而听者不胜其眩。”

    这八点，可谓是办公室政治的精华所在，所谓半部《首相》治天下，用的也是这些招数。

    第一阶段，我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

    第二阶段，我们说也许有事发生但我们不该采取行动。

    第三阶段，说也许我们应该采取行动，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

    第四阶段，也许当初我们能做点什么，但现在已经太迟了。

    但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。

    姚广孝补充道：“人之受病有形，则可循方而理，若本就是个病入膏肓之人，却偏偏起居如常，那才叫积之甚久、受之甚深，这才是为什么吏治是变法深入后的头等大事的原因，经济造血容易，可吏治肃清风气却难不过医者有抉肠涤胃之方，善治政者自然也有有剔蠢厘奸之术，全看陛下是否愿意而已。”

    朱棣点点头，姜星火说的肯定是有道理的，吏治风气这种事情，说严重也不严重，拖着也死不了，但你要说不严重，那也不对，这里面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在于病得多重，而在于沾染了不好的风气以后，整个朝廷都对此麻木而毫无知觉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

    但好在，现在一切都有可为。

    “国师的‘剔蠢厘奸之术’，不妨说说吧。”

    指出问题谁都会，最关键的是怎么解决问题，而朱棣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，而不是指出问题的人。

    姜星火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，在他前世的嘉隆万大改革时期，怎么解决明朝吏治问题，高拱、张居正等人，早就给出了一套成熟的、系统的方案，都是对症下药的好东西，只需要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背景稍加修改就能拿来就用。

    “革新吏治，头等大事就是多执行而少非议。”

    “天下大事，谋可在于众，而断在于独。汉臣申公曾云：‘为治不在多言，顾力行如何耳’便是这个道理。”

    “吏治的问题就在于议论的太多而执行的太少，便如考成法、京察，即便陛下力主，依旧意见横出、谗言纷飞，难寻其源头，也让听者不胜其眩，议论纷纷，如何成功？”

    “欲成一事，审慎对待务求停当后果断行之即可，何必让众人扰攘？如昔年唐宪宗之讨淮蔡，虽百方阻之，而终不为之动摇。”

    “欲用一人，须慎之于始，务求相应，则信而任之即可。如魏文侯之用乐羊，虽谤书盈箧，而终不为之动。”

    朱棣哈哈大笑，哪还不知道姜星火肯定是主持京察这段日子也不胜其扰，那雪片般的弹劾就飞到桌前，任谁不头大呢？

    但让群臣少哔哔这种事情，便是朱棣，也很难下得了决断。

    不让文臣说话，自宋朝以来，就不太行了。

    文臣士大夫们，那都是哪怕火化了都能剩下一个嘴还在硬着的，你不让人家说话，缝上？

    完全不让人说话肯定是不行的，但是不听这些议论，朱棣能做到。

    实际上管仲就曾经说过“蜚蓬之问，明主不听也；无度之言，明主不许也”，而不管是“不听”还是“不许”，都是明主运用自己权力的体现，也是集权的措施。

    而文臣士大夫们在庙堂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，也恰恰就是舆论，在所有流传在庙堂的风言风语后面，往往都有着各种复杂的利益牵扯，所谓门户之见便是如此了，这也是延续了多少年的问题，想要根治并无办法，只能尽量免受其影响，也就是少扯没用的，扯了我也不听。

    “医治吏治八弊，除了多执行而少非议，其次便是整顿纲纪，严肃律令。”

    “何谓纲纪？”

    “纲如网之有绳，纪如丝之有总，有了这张大网，才能笼罩整个天下官吏，让官吏们都服从朝廷的法令，诗经有云：勉勉我王，纲纪四方。纲纪就是国家的太阿之柄，不可一日而倒持，否则整个国家都有倾颓之危险。”

    姜星火严肃道：“主持京察这些日子，最大的感触便是纪纲不肃、法度不行，从上到下，对事情都少了较真，全是得过且过、务为姑息，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，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，这样一来，固然有了所谓的‘人情世故’，可对于纲纪来说，却是极大破坏。”

    “自宋以来，刑不上士大夫，法之所加，唯在于微贱之人，而士大夫虽坏法干纪，而无人可莫之奈何。然而人情可顺却不可徇，法度宜严而不宜猛，想要革新吏治，就要‘少议论、多做事；少人情、多纲纪’，法度必须大于人情，希望陛下能够张法纪以肃群工，刑赏予夺一概按国朝新修之法律，而不徇乎私情，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，而不使纷更于浮议。”

    “换言之，法所当加，虽贵近不宥，事有所枉，虽疏贱必申。”

    朱棣听明白了姜星火的意思。

    截止到目前，简单的概括其实就两句，少哔哔多干事，大家就少内耗；多按规矩办事，就没那么多人情世故。

    而姜星火的对症下药的革新还在继续。

    想要整顿旧的风气，那就要形成新的风气，也就是革新。

    旧的风气是虚的，新的风气也是虚的。

    以“务虚”来对抗“虚”，以新的口号形成新的风气来对抗旧的口号和旧的风气，这就是一切事情的意义。

    这几句话不是废话，而是精华。